于正郭敬明抄袭应该被封杀吗？

这两天，于正和郭敬明的事情上了热搜。什么情况呢？因为两位都去了演员竞演类综艺节目当导师，著名监制谭飞发微博，指他们都是靠抄袭起家，根本不配当导师。

抄袭“黑历史”不仅没有阻断他们的行业发展道路，甚至成为“黑红”的资本。

昨晚（12月21日），编剧余飞、宋方金等人在微博上发布了111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的联名信，直指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屡屡以嘉宾身份出现在各种节目中，进行话题炒作。联名信表示：这种一切唯收视率论、流量论的做法引起了相关从业者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反感，呼吁立即停止对这些“劣迹从业者”的宣传炒作。

近些年，有关写作者抄袭、洗稿、融梗等不正当行为时常进入公众视野。此次被点名的于正、郭敬明都曾被法院判定“抄袭实锤”：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2015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于正的《宫锁连城》侵犯了《梅花烙》的改编权。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法院判决，二人都采取了“赔款不道歉”的回应方式。在短暂的风波止歇之后，他们照样“重出江湖”，收割流量。抄袭“黑历史”不仅没有阻断他们的行业发展道路，甚至成为“黑红”的资本。而另一边，在抄袭者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下，被侵权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歉意和尊重，反而可能因此成为网络嘲讽和攻讦的对象。

在“流量名人”的光环之下，一些抄袭者的专业能力也与行业“导师”的名号不相匹配。任由他们在节目中表达一些语出惊人的观点，是对专业价值的歪曲展示。比如，在某档综艺节目中，郭敬明的某些言论就明显前后矛盾，被网友戏称为“诡辩大师”，难以服众。

更重要的是，把有抄袭劣迹的从业者吹捧为行业“导师”，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非常有害的社会暗示：抄不抄袭没什么，红才是硬道理。这样的逻辑，无疑有损于健康的行业生态发展，对于潜心创作的从业者来说更是极为不公。当社会对于抄袭行为熟视无睹，抄袭成本极低而获利极高，便会有更多人选择走捷径，踏实从事原创的作者就会不断受到侵犯和挤压。

对此，除了要依靠行业自治，以专业的态度营造尊重原创、反对抄袭的健康生态，还要细化相关法律要求，强化技术甄别和相关判决的执行力度。公众也应擦亮双眼，绝不容忍抄袭者和抄袭作品，更不要听信抄袭者的无理辩白。

总之，抄袭不是什么无伤大雅的小事，此次联名抵制可以成为社会反思的契机：在唯流量的标准冲击之下，我们对于抄袭者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宽容？ 

从2014年，不是，应该是从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开始，到现在这个该死的2020年，责难于正、郭敬明这两位被法院实锤抄袭的声音不计其数，两位仁兄的状况如何呢？

郭敬明进了作家协会，还当了导演，票房居然还不错；

于正的剧集在各大卫视就没停过，他的工作室早已升级为公司，涉猎艺人经纪等更多业务。

一边是猛烈声讨，一边是活得更好。

这次111位编剧的联名行动，对那两位仁兄又能造成什么实际影响呢？

不同于传染病，于正、郭敬明所创造的一些烂俗产品，所造成的影响不是生理上，而是精神上的，降低大众审美，并且破坏整个行业的规矩，还会引发道德危机。

他们如果继续充当所谓的导师，作威作福，大众就越发难辨好坏，被他们所制造的烂俗产品所传染也不知道。行业内会效仿他们的抄袭模式，导致原创力量匮乏，最严重的后果，拉低整个影视行业的作品水准。

汪海林早些年就有写文讲过，不应该只是盯着于正一个人，于正有他赖以生存如鱼得水的“大环境”。

虽然于正、郭敬明不是问题的根源，但如果被法院裁定抄袭的人可以不知廉耻，那法院的威望何在，社会的公义何在？

如果他们这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又如何解决更大的问题？

真正要讨伐他们，就必须更多方面的力量参与进来。

要么干脆出封杀政策，要么就得有媒体的引导宣传。

郭敬明曾为自己电影的口碑争议反驳说，要允许自己存在，那才是正常的。

没错，只要有资本，他和于正完全可以继续。强行封杀未免太过暴力。

毕竟我们人类也无法阻止病毒的存在。

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普及这些病毒的危害，做好防范措施。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担心于正、郭敬明炒作自己，他们的名字其实就应该天下闻名。

因为有的观众可能还不清楚，自己追捧的作品，居然是出自抄袭者之手呢。

只要他们人尽皆知，出什么作品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大家才能有效地规避，并奉劝身边的人戴好眼罩，或远离之。

但是，戴眼罩这件事看起来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尊重著作权杜绝抄袭，全民保护知识产权，真正建设一个正本清源以正当手段获取社会资源的那一天或许离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一定会到来。（驭创知识产权）

（来源：中国青年网，腾讯新闻）